封面人物|首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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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阿巴希·巴纳吉（Abhijit Vinayak Banerjee）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他们的实验研究方法现在完全主导了发展经济学，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战胜贫困的能力。”杜芙若和巴纳吉是历史上首对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的夫妻，二十多年前两人在麻省理工相遇，杜芙若在巴纳吉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课程。两人都对发展中国家和穷人感兴趣，于2003年建立了“贫困行动实验室”。他们拒绝泛泛的概括和公式化的思维，在全球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花费无数时间观察和学习世界上穷人的日常，最重要的是实际倾听穷人的意见。他们的工作首先在于，改变人们理解贫困的方式，消除偏见，将穷人视为“具有所有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人。《商业周刊》将他们形容为“务实的反叛者”，认为他们“引领了一场评估革命，将行为经济学应用于全球发展”。

▲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和阿巴希·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他们是首对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夫妻

接到来自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话时，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还没睡醒。对方告诉她，这是一个来自瑞典的重要电话，接着念了一串很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我到现在也没能记住”。杜芙若打趣道。电话那头的人建议她喝点咖啡醒一醒，“他们需要我在不久之后通过电话接入新闻发布会回答问题”。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忆了那次通话。跟她一样睡眼惺忪的还有她的丈夫阿巴希·巴纳吉（Abhijit Vinayak Banerjee），他们是夫妻，也是工作搭档，这次更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在得知新闻发布会只需要一名获奖人出席就可以后，巴纳吉扭头回到床上去补觉了。

▲ 阿巴希·巴纳吉出生于印度孟买，1983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现在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

与他们一同获得这个奖项的还有来自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名经济学家因为在消除贫困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肯定。瑞典皇家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声明中称，在过去20年里，阿巴希·巴纳吉、艾丝特·杜芙若和迈克尔•克雷默“基于实验的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首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夫妻

杜芙若和巴纳吉是第一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夫妻，是第六对获诺奖的夫妻。二十多年前，23岁的杜芙若只身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至今保留着一口带有浓重法国口音的英语。1972年，杜芙若在法国巴黎出生，母亲是儿科医生、父亲是数学教授。她的母亲经常参加医疗人道主义项目，这给她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小时候，她的梦想是学习历史，成为公务员或进入政界。那时的她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名获奖者。转折发生在1993年。她前往苏联，在莫斯科待了10个月。她在那里教授法语，同时担任一名法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助理，以及协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工作。在这些研究岗位上的经历使她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学有潜力成为世界的行动杠杆”，她可以在做“重要事情”的同时满足学术抱负。在完成历史和经济学学位，获得了巴黎经济学院的硕士学位后，杜芙若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巴纳吉。

▲艾丝特·杜芙若，出生于巴黎，她是第二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

巴纳吉比杜芙若大十岁，是杜芙若博士课程的导师，两个人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巴纳吉出生在印度孟买，母亲是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父亲是加尔各答总统学院的经济学系主任。在孟买，高楼大厦和亚洲最大贫民窟并存。巴纳吉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在贫民窟附近建了房子。他童年时经常与贫民窟的孩子一起玩，这让他亲身经历了贫穷，并最终引导他对贫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加尔各答大学学习经济学。1983年，在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他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巴纳吉和杜芙若都对发展中国家和穷人感兴趣。1997年，他是杜芙若第一次去印度旅行的导游。“她在印度过得很舒服，”他告诉《纽约客》，“她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是显而易见的。她每年至少回来一次，而在剑桥，她身边都是印度朋友和同事。”杜芙若在巴纳吉的指导下，顺利完成博士学业，29岁时就被提升为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成为获得终身教授头衔最年轻的教员之一。巴纳吉曾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对杜芙若工作上的肯定。2003年，杜芙若帮助设计了一项随机试验，解决了印度一家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学校教师缺勤问题。杜芙若将120所学校分为两组，其中60个学校的老师们被要求在每天上学和放学时用一个带有时间戳的防篡改相机给自己和学生们拍一张照片，然后根据出勤情况调整工资。结果显示，与另一组相比，被拍照的老师缺席的情况要少一半。巴纳吉描述了他观察杜芙若进行后续实验的情形，并认为自己目睹了“一种新经济学的诞生”。

▲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与杜芙若、巴纳吉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外界对这对诺奖夫妻充满了好奇。20年的时间里他们师生成为工作搭档，最终步入婚姻。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两人说他们就跟其他夫妻一样，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七岁。杜芙若说他们的孩子觉得“他们就是宇宙的中心，并且不准父母在餐桌上聊像经济学一样的重大问题”。所以她跟丈夫经常在做饭时悄悄聊工作。

贫困实验室

2003年，杜芙若、巴纳吉和森德希尔·穆拉伊特丹（Sendhil Mullainathan）创立了J-PAL “贫困行动实验室”。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校友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Mohammed Abdul Latif Jameel)向实验室提供了三笔捐款，为纪念贾米尔，实验室被重新命名。建立J-PAL是为了就农业、卫生、治理和教育等领域针对贫困的干预措施进行随机评估。从那之后，实验室进行了八百多项实证发展实验，杜芙若、巴纳吉和同事们一直在奔波。他们的工作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学家，更像是一名社会学家。他们试图衡量如政府干预等行为改善人们生活的有效性。他们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就像在医学上一样，将一个群体随机分为两组，并对其中一组进行干预，如果在研究结束时，那一组人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富有，那么你就可以确定这种变化是干预的结果。

▲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今年三名获奖者的实验研究方法完全主导了发展经济学，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战胜贫困的能力

过去很多经济学家用宏观的角度分析了贫困，却没有对真正消除贫困给出一个解决方法。这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可能是有效的。它从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发展到复杂的贫困衡量，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此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奖。杜芙若和巴纳吉将发展经济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特定的贫困问题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利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进步来研究这一现象。杜芙若和巴纳吉部署了随机试验，研究医疗保健、创业以及教育。在印度，他们发现把额外的教学资源集中在落后的学生身上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他们发现小额贷款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具有变革性。他们花了无数的时间观察和学习世界上穷人的日常，通过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并在精心设计的实验中解决每一个问题，试图克服一些认识论上的难题。

杜芙若和巴纳吉的实证研究成果凝结在他们2010年合作出版的书籍《贫困经济学:与全球贫困作斗争的方式的彻底反思》(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中。在这本书中，杜芙若和巴纳吉在纯粹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贫困解决方案和“宏伟的发展计划”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地带。他们拒绝泛泛的概括和公式化的思维，希望帮助理解穷人在教育、医疗、储蓄、创业和其他各种问题上的真实想法和决策。他们提倡使用观察法，在五大洲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最重要的是实际倾听穷人的意见。在这本书中，杜芙若和巴纳吉没有将穷人视为“卡通人物”，而是将他们视为“具有所有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人。他们与人类的偏见作斗争，与信息经济学领域的洞见和达成具体解决方案的动机作斗争。他们的工作首先在于，改变人们理解贫困的方式。很多人认为贫困来自于懒惰，没有上进心，然而这本书却给出了惊人和反直觉的答案。

▲杜芙若和巴纳吉创立的贫困行动实验室在全球进行了八百多项随机试验，探索贫困陷阱和脱贫的方法

书中有一章是关于穷人如何做出医疗决定的。两人指出，穷人往往不愿牺牲时间或金钱来获得非常便宜的健康干预措施，例如为生病的婴儿提供口服补液盐和糖。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在乎，因为研究表明，他们很担心家人的健康，也不是说他们不花钱，实际上他们在医疗上的花费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在印度的调查中，杜芙若和巴纳吉发现穷人更愿意去找过度用药的私人医生，通过注射、滴剂和抗生素来治疗疾病。也就是说，穷人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方法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措施上。这些悖论的结论是，穷人受困于缺乏信息、错误的信仰和拖延上。富人相对于穷人的优势在于，许多健康的必需品都是唾手可得的，比如干净的水、可靠的医生。

杜芙若和巴纳吉指出，“穷人对他们生活中太多的事情负有责任”，因此他们往往有更多的烦恼。他们经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经营小企业，或者在找工作。所以相对而言，比其他人更加需要那些让人减轻烦恼的工具——像电视、手机、垃圾食品和游戏机。同时，他们也比富人更需要这些“激励”和“干预”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们将社会政策理念纳入随机对照试验。例如，虽然小儿麻痹症疫苗在印度是免费的，但许多母亲并没有带孩子去接种疫苗。研究人员向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母亲赠送了一袋豆类。很快，这个地区的免疫率上升了。

但这一开创性工作在学术界也不乏批评之声。在经济学领域，杜芙若和她的同事们有时被称为随机论者。他们质疑：这真的是经济学吗?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等学者认为，任何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方法的稀释，都会使结论受到质疑。另一些人则质疑这种对干预措施进行有效性测试的方法是否符合经济学原理。

在《商业周刊》201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务实的反叛者》(The Pragmatic Rebels)的文章中，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将杜芙若和巴纳吉的实证方法称为“新一代持怀疑态度的经验主义者不懈试验的成果”。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认为，他们引领了一场“评估革命”，“将行为经济学应用于全球发展”。比尔·盖茨在评论巴纳吉和杜芙若合著的《贫困经济学》一书时写道:“在我看来，J-PAL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提供了科学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消除贫困。”

撰文：朱怡

编辑：万有道

图片：东方IC、J-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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